潘春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根据当时美苏对我国虎视眈眈的严峻形势，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要准备打仗、打大仗、早打仗的战略思想并作出了重要的决策和部署，于六四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要在西部纵深地带川云贵三省、湘西、鄂西、豫西及西北的陕甘宁和青海的部分地区，建设以能源、交通、钢铁、机械、化工、电子以及军工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化工部中国橡胶工业公司按照中央的要求进行了相应的规划并开始实施，为了争时间、抢速度，首先从上海、青岛等一线城市搬迁一批企业到三线去，秉承“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原则，于六四、六五年从上海大中华橡胶厂一分为二，分出年产三十万套轮胎能力的整套设备和人员迁到贵州贵阳市；将青岛橡胶二厂一分为二，分出年产三十万套轮胎能力的设备和人员迁往宁夏银川市；还有其它一些厂，例如从沈阳搬迁到云南去的轮胎厂等等。同时规划了十多个新建项目，包括军工和民用项目，其中有军用特种轮胎研究所和轮胎厂（主要是飞机轮胎）、防毒面具厂、配合二汽的百万套轮胎厂、橡胶管带厂、橡胶制品厂、乳胶制品厂、自行车胎厂、橡胶机械厂、以及橡胶工业学院。

中国橡胶工业公司是一九六四年刚从化工部橡胶司的基础上扩大和组建的，某种程度上类似西方国家的托拉斯性质，在管理权限和经济计划安排等方面有别于化工部的橡胶司，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我于一九六四年六月由公司经理林源指名从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抽调到公司，负责组建基建处，正好赶上国家开始进行三线建设的规划和实施，同时全国正在开展四清运动，我向林源经理申请随同公司于跃副经理去青岛橡胶二厂搞四清和顺带按“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原则，实施由青岛橡胶二厂分出年产三十万套轮胎整套生产装备和抽调以厂长为首的管理干部、技术人员以及优秀工人，于六五年搬迁到宁夏银川市。

一九六六年初我参加完两期四清后回到公司，正值规划的十个新建项目准备开始实施，第一步就是要选择厂址。五月份暴风骤雨式的文化大革命突然来临，全公司上上下下都投入革命群众运动，热火朝天，公司领导全都忙得不亦乐乎，顾不了正常的业务了，可是中央要求“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两不误”，因此，选择厂址任务不能耽误，林源经理找我，将军工和民用的十个项目全部交给我，由我负责组织选址队伍并领队选择厂址。

我接受任务之后立即开始行动，首先把十个项目分类：第一类为重点项目和军工项目：1.为二汽配套的百万套轮胎厂，2.特种轮胎研究所和轮胎厂，3.防毒面具厂，4.大型橡胶管带厂；第二类一般项目：橡胶制品厂、乳胶制品厂、自行车胎厂、橡胶机械厂等规模较小的企业，第三类是橡胶工业学院。根据不同类型和不同的选厂要求，制订了相应的对策和计划。

1966年夏天选择厂址工作开始行动，首先要选择人员组成选择厂址队伍，我从北京橡胶研究设计院选择了总图、工艺、土建、水、电等专业的优秀技术人员作为主体，再从有关企业和院校抽调合适人员共十余人组成了选址基本队伍。

为了提高效率，我采取了先调查和初选的方法，以公司名义邀请了北京橡胶研究设计院的李元石总工程师、陈宏涛工程师、顾振民工程师、沈阳特胎研究所的查家镇总工程师、九〇八厂（防毒面具厂）的孔繁勋总工程师和我一起于一九六六年秋冬去了贵州贵阳市、广西桂林市、湖南长沙市、益阳市、湖北宜昌市、襄樊市、河南焦作市、陕西西安市、四川重庆市、宁夏银川市及其周边地区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遵循党中央毛主席对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并且采用华罗庚的统筹法和优选法，选出其中比较适合我们这批项目建厂的地区。经过初选，考虑到：贵州地区已经有由上海搬迁过去的年产三十万套轮胎的贵阳轮胎厂、湖南西部的交通条件和电力供应十分困难、河南焦作市的河南轮胎前些年已经建成投产、西北地区已经有青岛刚搬迁过去的年产三十万套轮胎的银川橡胶厂及陕西咸阳市的特种橡胶制品研究所等军工企业，经过初选，我们倾向将百万套轮胎厂、防毒面具厂、大型橡胶管带厂布局在鄂西地区，其它项目布局在桂林地区。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开始时对桂林市的定位是否属于三线地区有不同看法，有人提出桂林市行政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而广西不属于三线地区，但是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地图上看桂林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广西的北部，介于湘西和黔东之间，实际上相当于湘西地区，因而可以视为在大三线内，所以在这里安排项目符合中央的战略布局。这个观点最后得到队员们的一致同意。

我们的初选意见 经向化工部基建办公室主任冯伯华和橡胶公司林源经理等领导禀报，再由林源经理亲自到鄂西地区和桂林地区实地考察之后，初选方案得到认可和核准。

一九六六年底我根据各个项目的不同需求，以橡胶研究设计院的技术人员为主体，再由相应项目的筹建厂派员参加，组织起多批次的选址队伍，开始进行实地选择厂址工作。先后参加过选择厂址工作的主要人员有：橡胶研究设计院的李元石总工程师、陈宏涛工艺工程师、总图专业顾振民工程师、臧庆立工程师、于福生土建工程师、沈纲动力工程师、吕大义电力工程师等人，筹建对口单位方面有沈阳橡胶三厂的查家镇总工程师、太原908厂的孔繁勋总工程师、上海正泰橡胶厂的党委刘副书记和焦廷贵工程师、青岛橡胶六厂的范厂长和高志敏科长、青岛化工学院的钟兆祥老师、还有青岛橡胶二厂、沈阳橡胶机械厂的人员。

一九六七年是我们集中精力选址的一年，根据初选的方案，首先到桂林地区选址，我们受到桂林市党委和政府的热烈欢迎，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选址工作，市委李书记和市政府郑秘书长、市规划局韦局长等人亲自向我们介绍了桂林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医疗、旅游及社会环境和民生等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详细地介绍了桂林地区地理情况和地质特点，桂林地区是喀斯特地貌特征特别发达的地带，大大小小的奇山怪石星罗棋布，秀丽的漓江、桃花江蜿蜒穿流而过，风景十分优美，是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有“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的美誉。桂林又是个古老的城市，有悠久的历史，解放后经过十多年建设，当年已经发展成为有几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我们有意将轮胎研究所及轮胎厂、橡胶制品厂、乳胶制品厂、自行车胎厂、橡胶机械厂、橡胶工业学院等几个项目在这里选址。我们的这个意愿得到了桂林市领导的积极支持，表示一定会协同做好选址工作，还特别指定市政府郑秘书长专职参加具体选址，并且协调好各有关方面的工作。于是我们立即展开具体的选址工作，先后组织了两批选址队伍，在桂林市周边地区进行广泛和细致地考察、调研工作，然后经过分析比较，首先在离市区约五公里处的雷劈山附近找到几座小山之间的一片荒地，作为军工项目特种轮胎研究所和轮胎厂的厂址，这里地形符合靠山、分散、隐蔽的条件，而且附近的小山有许多大小溶洞，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为特胎研究所提供必要的应急场所，有利战备，这里的交通、水源、电源、电信等条件都较好，有利于加快建设进度和节约投资。接着在市区东部南溪山附近选择了橡胶机械厂和自行车胎厂的厂址，在甲山附近桃花江边选择了橡胶制品厂和乳胶制品厂的厂址，在市区边缘七里附近选择了橡胶工业学院校址。这些选择都得到桂林市党委和政府的认可。在我们回京向化工部和中国橡胶工业公司领导禀报时，市委李书记和市政府郑秘书长主动专程来到北京，一是配合我们禀报时提供必要的补充材料，二是向化工部和橡胶公司表明态度和决心，积极争取这批项目安排给桂林市，三是邀请部和公司领导去桂林实地考察。

他们来的愿望结果很完美，后来，除了橡胶工业学院项目因故撤销计划外，其它项目都予同意和批准，并立即开始建设，不到两年就全部建成，在桂林地区形成了一个橡胶工业的小基地，这对提升桂林的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旅游业是桂林市特色，是重中之重，一直是桂林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而当年桂林工业只有一些电子、医药、文化艺术及食品之类的中小型工业，没有大型企业，因此当这批橡胶企业建成投产之后就成为了支柱工业之一，其产值达到当时全市经济总量的六分之一。

紧接着是到鄂西地区为百万套轮胎厂、防毒面具厂和橡胶管带厂选择厂址，这三个厂此前尚未取名，为利于工作，我根据各厂的情况为其取名，因为二汽的产品叫东风牌汽车，那我们轮胎厂生产的配套轮胎就叫东风牌轮胎，工厂就叫东风轮胎厂，好与其相匹配；防毒面具厂的筹建单位是908厂，为便于称呼，相应取名809厂；这个橡胶管带厂是我国中南地区新建的中型管带厂，其生产的产品主要供应中南地区，因而取名中南橡胶厂。这三个厂名我报告给林源经理，经公司领导层商量同意之后而确定下来。

这三个厂都是重点企业，必须选好符合相应条件的厂址，我们选址队伍从一九六七年底到一九七九年四月，前前后后多批次在鄂西北的宜昌、荆门、襄樊、光化、郧阳、十堰等地的山区进行勘察选址。尽管选址队员们大多是来自北京、上海、沈阳、青岛等大中城市的干部和技术人员，但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都表现出刻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不论是严冬风雪严寒，还是暑夏烈日暴晒，队员们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忍饥耐渴、不顾疲劳，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连续作战，为三线建设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通常队员们按照预定路线背着行装、带着干粮和水壶，徒步在大山边沿和山沟踏勘厂址，为了节省时间尽量不走回头路，因此有些时候找不到旅店，在偏僻的山村就只好借住农村小学校、祠堂或农民家里，住宿条件非常简陋艰苦。整个选择厂址过程不仅辛劳，还要经受小旅社和农家的跳蚤、臭虫、虱子的攻击以及到处飞翔的苍蝇、蚊子的骚扰，尤其是荒野和山沟里一群一群的蚊虫追着人叮咬，防不胜防，用草帽和蒲扇都驱赶不了，咬得人奇痒难忍、吃尽苦头。即使这样，队员们也无怨无悔、为了三线建设、为了党和人民，甘愿承受！

809厂是个战备要求较高的防毒面具厂，除了太原908厂，这是我国唯一在三线新建的防毒面具厂，因而必须本着山、散、隐的方针，选择一个合适的厂址。我们通过在宜昌、荆州、襄樊三个地区的勘察和比较，选择了宜昌市西郊，长江三峡出口处的三游洞景区边缘，沿着下涝溪山沟，往里走几公里的蒋家宅村周边场地为厂址，这里是峡谷地形，厂区隐蔽条件很好，必要时还可以开辟山洞作应急用。这里距宜昌市区不远，生活区可建在沟外，利于和城市规划相协调。

中南橡胶厂是个中型厂、民用工业企业，我们不倾向选在山沟里，选择了宜昌市东南方向伍家岗区，依托和融入城市，对企业是很有利的。

宜昌市位于长江三峡出口，是长江中游的重要码头，有正在建设的三峡水力电力枢纽工程，新建的焦作至支城的铁路通过这里，是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有“川鄂咽喉之称”，工商业比较发达，经济比较繁荣，历来有小上海之称。

我们将809厂和中南橡胶厂选址的方案报告给化工部和中国橡胶工业公司之后，公司林源经理和于跃副经理亲自来到宜昌，首先他们在我陪同下，跋山涉水到下涝溪大山沟里察看，这里没有什么平坦道路，连羊肠小道都谈不上，从沟口到蒋家庙村有好几里路，地面崎岖不平，许多路段是溪边卵石小径，有时还要脱掉鞋袜涉越溪水，当年林源已经年近六十岁，于跃虽然只有五十岁左右，却患有痔疮，走这条路，尽管可以走走停停，稍作休息，可是走遍整个山沟，大半天下来，时间长了，其艰苦程度难以想象，然而他们却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战胜困难，走完了全程。最后对于这个809厂厂址他们认可了。接着是察看选在宜昌市伍家岗区的中南橡胶厂厂址，他们也认为合适，认可了。这样除了东风轮胎厂之外，其它所有项目的厂址选择已全部完成。

东风轮胎厂是我们选择厂址的重点、是重中之重，所以将予以重点叙述。

首先需要说明东风轮胎厂是个什么厂：第一、它主要是为第二汽车厂配套的，特别是为其生产的军用汽车配套轮胎的，例如当时正值援助越南抗击美帝，急需用于沼泽湿地和丘陵山地作战的越野车辆，二汽要求为其提供11—18 型越野轮胎即为一例。第二、它又是面向全国的，它的产品品种和市场要兼顾多方面。第三、它是我国建国以来橡胶工业第一个建设规模最大、生产技术最新、工艺装备最先进、具有全国示范性、样板性的轮胎生产厂。第四、建厂规模为年产一百万套轮胎，在国内可称老大，在国际上却只能算中小型，考虑到发展需要，应留有充分余地，厂区面积应达到四十公顷以上，同时交通、水、电、通信都需要有相应条件。以上四点都是选址中应考虑的重要因素。

一九六四年三线建设的布局中，一机部第二汽车制造厂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国家计划，相应地化工部东风轮胎厂也列入了计划。

一九六六年五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了三线建设平衡会议，会议确定二汽的厂址可以在湖北省郧阳地区十堰和陕西省旬阳县一带选择。正好我们东风轮胎厂等十个项目的选址工作要开始了，六月份我就带队到鄂西北郧阳地区、襄樊地区、荆门地区、宜昌地区选址。当时二汽也正在郧阳十堰地区选择厂址，他们的观点和原则是：为了贯彻毛主席“靠山、分散、隐蔽”的战略方针，准备将二汽各专业厂都分散到十堰地区的大小山沟中，特别是发动机这些重要的厂要进深山沟，越深越好。对于他们这个具体方针和做法，我们并没有仿效。我们对东风轮胎厂的厂址，倾向按照毛主席“靠山近水扎大营”的精神和思路来选择，我们从南端宜昌地区经荆州地区到襄樊地区沿着大巴山脉东麓和汉水之浜进行选址，期望找到一块宝地。由于不想进大山沟，在宜昌和荆门地区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地，我们就把主要目标放在襄樊地区，因为襄樊市是襄渝铁路的起点，有汉丹铁路和正在建设的焦柳铁路通过这里，长江的重要支流汉水穿过襄阳和樊城，水陆交通便利、是个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尤其通往武汉非常方便。襄樊市的工商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发展得也都不错，是个省级市，又是个历史文化古城，而且距离二汽不远，如果能在这里建厂，那是非常理想的。我们在这里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选择，也曾考虑过朱坡和太平店，可是当时这里需要修个汉江大桥和铁路专线，工程量大，投资上也有问题。又想选在靠山临水的隆中附近，因距城市较近，襄阳地区领导不同意，他们要求我们距离市区三十公里之外选址，这个条件太苛刻了，我们又不能接受，只好放弃襄樊了，我们很为他们遗憾，因为东风轮胎厂是个大厂，建成后年产值几亿，职工几千，加上家属上万人，对城市的发展会有着多大的贡献啊！可惜！接着我们往西去了光化和谷城，一了解也不行，这里是丹江水库大坝的下游，一旦有战争，大坝成为目标，安全成问题。这样我们最后就往西进山去了十堰，在二汽的地区和周边选址了，我们去了黄龙、白浪、六里坪及土门几个比较开阔一些的地段，经过反复调查勘察比较，认为相对来说六里坪和土门两处条件较好，但六里坪是襄渝铁路车站所在用地，余下的场地，不是很大，而水源也有些问题；土门有一片开阔场地，面积较大，虽然地势不平坦，高低起伏，平整土地量大些，但不影响大局，只是土门的水源也有问题，最近的水源是一个水库，距离厂区有四公里，中间隔着几重山，引水工程技术上是否可行是个大问题。

这次选址，历经两个多月没有结果。回京后正值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高潮，东风轮胎厂的选址工作就暂时搁置下来。

转眼到了一九六七年夏天，我开始带队第二次到鄂西为东风轮胎厂选址，我们先到宜昌收集一些资料后，由中南三线建委为我们安排一辆车准备直奔谷城。出发前我接到林源经理的电话，让我马上赶到武汉陪同他去十堰，这次参加选址的队伍中有北京橡胶工业设计院的陈宏涛工程师，上海正泰橡胶厂党委刘副书记和焦廷贵工程师等人，我让他们到了谷城后，在那里等我，我先去武汉和林源经理会合。由于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交通比较混乱，影响行程，我赶到武汉时，林源经理已经和国家计委副主任谢北一、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和二汽负责人饶斌等人乘坐直升机出发去十堰地区考察了，交待让我随后赶过去，考虑到路上比较乱，为安全起见，中南三线建委还是安排了一辆军用吉普送我到谷城，可到了谷城还是没赶上林经理他们，好在陈宏涛见到林源了，林经理让他转告我，二汽已明确在十堰建厂，他们商量过倾向将轮胎厂建在六里坪，因此我们又去了十堰，再次察看了六里坪，收集了有关资料，准备回北京写报告。但还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生产建设不大正常，好多事不能很快办妥，东风轮胎厂厂址仍然没有定下来。一直到了1968年11月19日，国家建委传达周总理对二汽厂址的批示：“二汽厂址可以确定在湖北省郧县十堰地区进行建设”。化工部军管会得知这信息，于同年12月派基建办公室主任冯伯华亲自带部机关的恽婉仪处长、潘春生工程师、北京橡胶工业设计院顾振民工程师等人一同到十堰地区再次选厂址，我带他们再次看了六里坪、白浪、黄龙和土门。很巧，正在这个时候，国务院批准一机部和武汉军区在十堰张湾召开二汽建设现场会，他们邀请冯伯华等人代表化工部参加现场会。这次会议有106个单位参加，都是主要负责人带队，如国家建委宋养初、一机部周子健、交通部李光烈、建工部苗树森、武汉军区孔庆德、湖北省革委会赵修、湖北省军区熊心乐等。会议期间二汽领导问冯伯华轮胎厂建在哪里？冯答还在挑选，没最后确定，二汽领导饶斌就建议我们建在土门，说土门如何如何好，原来计划给铸造二厂的，现因故改在茅箭了，土门的地质条件挺好，勘探资料齐全，还有三栋现成平房可利用。冯伯华说我们刚去看过，是不错，但是水源有困难。饶斌就说水电等公共设施可以和我们统一考虑，冯伯华表示能够这样办，依靠二汽当然是好，同意将轮胎厂建在土门，这样双方意见一致了。

会议期间，经武汉军区批准，成立了二汽建设总指挥部，总指挥部下设分指挥部，东风轮胎厂是第四分指挥部。冯伯华等人回京后，以化工部军管会名义向国家计划委员会写报告呈述东风轮胎厂选择厂址情况，1969年4月4日国家计委下达批准文件“同意在湖北省郧县十堰地区的土门新建东风轮胎厂”。这样经过三年的选址工作，终于完满结束并立即拉开了建设序幕。

橡胶工业在三线地区的全部项目选择厂址工作至此完美收官。

 

【作者简介】

潘春生，原化工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务院国监委司局级退休干部。1964年至1969年，受化工部中国橡胶工业公司调派，参加三线建设的中国第二汽车厂选址。1969年至1977年任湖北省十堰市东风轮胎厂工程师、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