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婷婷

四川由于历史条件、地理环境、资源等方面的原因，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对四川基本建设投资300多亿元，约占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国家在四川基本建设总投资的80％左右，在四川建成了300多个以国防科技为主的企业单位和科研院所^①，形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实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在我国西部纵深地区建设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的目标。改革开放以后，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党和国家做出对三线企业进行调整改造的重大战略决策。经 过“七五”和“八五”两个五年计划以及“九五”计划前两年的调整改造，四川省一大批原本陷入困境的三线企业融入市场竞争、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新世纪国防建设打下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

一、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

（一）严峻的国际形势促使党中央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是从酝酿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编制时的指导思想是抓“吃穿用”问题。但是20世纪60年代初险峻的国际局势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战略决策。当时的中国外部正面临着几方面的威胁。内部在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问题很多，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外有强故，内有隐患，这些使毛泽东感到焦虑。

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从存在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

“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②建立钢铁生产基地，并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6月6日，他更明确地提出三线建设的主张：“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③ 8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这样改变了“三五”计划最初的指导思想，确定了“三五”期间重点加强三线地区基础工业建设，建立战略大后方的新思路。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各有关部门迅速展开西南、西北三线建设的具体部署，一是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组织；二是把一线地区全国仅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需的工厂搬迁到三线，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三是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由国家经委负责。随后又分别成立了西南、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在三线地区新建、扩建、迁建项目的计划协调和物资供应工作。1964年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办法，在纵深山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大规模的三线建设随即轰轰烈烈地展开。

（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考察三线建设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关心和重视三线建设，为了使三线建设决策更加符合实际，邓小平，彭真、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亲临三线视察，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更加科学合理提出发展建设思路，保证建设的顺利开展。

1965年11月初，邓小平同李富春、薄一波、余秋里、吕正操等中央部委的负责同志到四川、贵州、云南视察三线建设情况。11月3日，邓小平视察了德阳重型机械厂，11月8日、9日又来到自贡视察化工厂、盐厂和威远石油会战基地。11月12日，邓小平来到重庆视察军工企业生产情况。11月30日，邓小平来到攀枝花工业基地，代表党中央审定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总体方案。他观看了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规划的沙盘模型，冶金部副部长、攀枝花特区总指挥徐驰等同志向他做了详细的工作汇报。他对攀枝花建设感到十分高兴，认为攀枝花建设钢铁工业基地条件得天独厚，当即代表党中央同意了攀枝花的建设方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是1966年2月来四川视察三线建设的。在视察了攀枝花建设情况后，他很高兴地说：“攀枝花综合利用价值很大”，“我们有了十几年的建设经验，要用毛泽东思想融化这些经验，在渡口形成一条中国建设的道路。”^④

196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来到四川视察，检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开展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在重庆听取了四川省军工生产情况的汇报后，他一再强调战争什么时候打响谁也不知道，所以三线建设一定要争取时间，加快建设。他还明确反对当时流行的“大、洋、全”的做法，认为厂房建得大而分散，不利于生产，最好是建得小一些，多利用山洞，注意隐蔽。1966年3 月，他再次来到四川视察。当时“山、散、洞”的方针刚刚提出，对正在建设中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影响极大。到底进不进洞，怎样进洞，争议较大。3月13日，徐驰向贺龙汇报了关于攀枝花钢铁企业在车间布置上的修改方案。徐驰在汇报时说，钢铁厂原建设方案布置紧凑，经济合理，但不利于防空，为了做到既防空又经济合理，特区指挥部制定了两个方案，希望做到便于疏散同时又实事求是。贺龙听完汇报后指示，你们的想法很对，想法很好，同意你们的第二套方案。 3月15日，贺龙一行来到攀枝花，察看了弄弄坪厂址、大渡口铁索吊桥、金沙江南岸地形、攀枝花建设规划沙盘模型等，对“山、散、洞”建设方案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没有必要分开，都是高山，不怕飞机轰炸。分散不好管理，集中好。”^⑤ 贺龙的指示解决了钢铁厂是否分散进洞的问题，从而加速了钢铁基地的建设进程。

在四川三线建设的过程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等都曾前去考察调研，解决了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保证了四川三线建设的顺利开展。

二、四川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

三线建设期间，四川省总投资规模达到393亿元，为1981 年前国家对四川省工业总投资526.2亿元的74.9％。新建、扩建、内迁了以重工业为主的项目250多个，加上地方工业的发展，到1982年全省工业企业达到46339个 ，职工人数达到 1033.09万人。四川的工业生产能力、生产力布局、生产部类和职工队伍都发生了根本变化。^⑥

（一）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

攀枝花的开发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独立自主进行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建设项目，也是三线建设第一阶段各方面倾注力量最多的一个重点建设项目。

攀枝花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以钒钛磁铁矿及其伴生矿最为丰富。二氧化钛8亿多吨，占全国储量的94％，居世界第三位。五氧化二钒2000多万吨，占全国储量的69％，居世界第一位。早在1958年，中央就做出了开发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资源的决定。三线建设开始后，攀枝花以其储量丰富、完整配套的资源优势和地形险要的地理优势，被确定为三线建设最理想的钢铁工业基地。在1964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三线建设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他提出：“酒泉、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铁厂问题。”

开发建设攀枝花的决策形成后，建厂地点的选择成为当务之急。1964年6月23日，攀枝花调查工作组在成都集合，成员由国家各部委、中共中央西南局、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共400余人组成。工作组由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带队，分若干专业小组，深入到攀西地区实地调查资源、交通、水源情况，研究配套建设资金、煤炭、电力和各矿山、工厂的条件，提出建设方案和厂址选择建议。8月中旬，调查组根据实地调查研究的情况，提出将攀枝花钢铁厂建在弄弄坪的意见。同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又召集云、贵、川三省党政军有关负责人研究厂址选择问题。关于厂址的选择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钢铁厂宜近矿、近煤、近水、近林，主张建厂攀枝花弄弄坪；二是认为西昌地势开阔，场地平坦，农业基础好，主张建厂西县牛郎坝；三是少数同志认为乐山农产品比西昌丰富，且既有高山屏障，又有相对开阔的平地作基础，提出将厂址选在乐山。一时间，各种意见争论激烈，会议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为了选择到比较理想的厂址，也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几种意见被同时反映到中央。为了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于1964年10月25日至11月2日率领中央各部委和川滇两省负责人20余人，亲临攀枝花地区沿线实地考察，查看拟建钢铁厂的弄弄坪。11月5日，李富春、薄一波回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呈送了书面报告，详细介绍了攀枝花地区地理、自然、资源、规划等情况，分析总结了1958年前后开发建设攀枝花地区资源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攀枝花煤、铁、水、林俱全，各种辅助原料齐备，且地处内陆腹心，境内崇山峻岭，谷深流急，地形隐蔽，是建立战略后方工业基地的理想场所，开发建设可以以矿山为龙头，分期分批在攀枝花弄弄坪、贵州水城及云南宣威等处建厂，形成产品齐全、布局分散的钢铁体系，并认为弄弄坪最好，宜于首先建设。毛泽东肯定了钢铁厂选址弄弄坪的合理性，这一方案得到了最后确定。

攀枝花的开发和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是采用特殊的政策，用特殊的管理体制和特殊的方法进行的。攀枝花钢铁基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见的特大型综合建设项目，工程浩大、项目繁多、涉及工种广泛，参建单位隶属于10多个不同的部门。要在毫无城市依托，交通闭塞、物资奇缺的荒山野岭建成如此巨大而复杂的工程，必须打破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统一指挥系统，因此，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采取了由党中央、国务院直接指挥的高度集中的体制和方法，并从政策上给予人力、物力、财力的定分保证，196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西南局关于成立攀枝花工业区人民政府的报告，下达了《关于成立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的批复》，规定攀枝花人民委员会仿效大庆的形式，实行政企合一，授冶金部和四川省双重领导。2月26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确定攀枝花工业区成立特区党委和工地指挥部，受冶金部领导，统一指挥工业区建设，并任命冶金部副部长徐驰为特区党委书记兼工地指挥部总指挥，攀枝花特区党委和攀枝花特区总指挥部正式成立。

攀钢主体工厂和基础设施的总图布置与设计，是攀钢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很大的难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所建设的一些大中型钢铁联合企业，一般都采用大平地、大厂区、大铁路、人字形的苏联模式，然而弄弄坪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弄弄坪是较周围高山相对低矮的山坪，一面临金沙江，三面环山。设计人员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复推敲，想方设法利用山坡，改造山坡，最后形成了一个既切合实际又经济合理的方案。

攀钢1970年6月29日炼出第一炉铁水；1975年9月一期工程基本建成。经过建设者们的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在2.5平方公里的地带上建成了后来年产钢250万吨（包括二期工程）的大钢城，吨钢面积仅一平方米。

（二）铁路干线的修筑

四川四周为崇山峻岭所环绕，交通不便严重制约着四川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十分关心四川交通建设，四川省委也把改善交通状况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三线建设时期，四川的铁路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期，相继修建了成昆铁路、襄渝铁路。由于特殊的地质条件，成昆铁路、襄渝铁路的修建堪称世界筑路史上的奇迹。

1.成昆铁路的修建

成昆铁路北起四川成都，南抵云南昆明，全长1100公里。南端在昆明与贵昆、昆河（内）铁路相通，北端在成都与宝成、成渝铁路相连，向北沿宝成铁路在宝鸡与陇海铁路接通，是我国西部的一条南北走向的铁路大动脉。

成昆铁路的勘测工作始于1952年。当时的西南铁路设计分局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成都至昆明长1000多公里、宽200多公里的范围内，提出了三条线路方案：东线全长1112公里；中线全长1033公里；西线全长1167公里。西线沿途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开发前景巨大；辐射范围13.6万平方公里，包括四川、云南的7个地、市和所属50个县、市，其中多数是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铁路干线的建设可以大大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线路靠近拟定建设中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和龚嘴、铜街子水电站，能使铁路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考虑到这些因素，1955年国务院在召集专家反复研究后，最终确定采用西线方案。

1958年7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成昆铁路开始局部施工，主要进行成都至峨眉段的施工和峨眉以南线路的布勘定测。这以后，因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工程时断时续。1964 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昆铁路要快修，川黔铁路和贵昆（滇黔）铁路要快上，并把成昆、川黔、贵昆以及襄渝铁路作为西南三线建设的重要内容，四川的铁路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月，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任总指挥，吕正操、刘建章等任副总指挥。指挥部下设工地指挥部、技术委员会和支援铁路建设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成昆铁路的修建工作。总指挥部研究决定成昆铁路采取南北对进的方式施工，主攻北段，争取1968年“七一”建成通车。

成昆铁路从始发站成都出发，经四川盆地向大小凉山进发，然后又爬上海拔2000多米的云贵高原，沿途跨越大渡河、牛日河、安宁河、雅砻江、金沙江和龙川江。铁路沿线山高谷深，川大流急，地势险峻、地质结构复杂，在如此复杂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修筑长达1000多公里的铁路干线，其难度实属少见。广大的筑路人员充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完成了一系列艰巨而繁重的任务。为了跨越地形障碍，全线建有桥梁991座，总长92.7公里，平均每1.7公里就有一座大中型桥梁；隧道及明洞427座，总长341 公里，其中3公里以上的隧道9座，平均每2.5公里就有一座隧道。桥梁和隧道总长占线路总长度的39.4％，其工程之浩大之艰巨，在世界铁路建筑史上也是罕见的。施工高峰时筑路队伍达34万人。经过筑路员工和铁道兵指战员的艰苦努力，克服艰险复杂的地形、地质条件带来的重重困难，1970 年7月1日，成昆铁路正式建成通车。

成昆铁路建成后，北接宝成铁路，可通陕西、甘肃；南经贵昆铁路，可通贵州；东接湘黔、黔桂线，可达株洲和柳州，形成了纵贯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大大缩短了祖国各地和西南边疆之间的距离。

2.襄渝铁路的修建

襄渝铁路东起湖北襄樊，西抵重庆，全长915.6公里。东端与汉丹、焦柳铁路相接，中段在陕西安康与阳安铁路相通，西端与成渝、川黔铁路相连，是我国西南地区连接中原腹地的又一条东西走向的重要铁路干线。沿途经过第二汽车制造厂、军工布点区和煤炭、钢铁、水泥等原材料开发带，对发展鄂西北、陕南、川东北地区的经济有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铁道部于1958年提出修建川豫铁路，准备从宝成线上四川境内的青白江出轨，东行至达县北上，在万源出大巴山进入陕西境内，经过陕西的紫阳、安康，沿汉水至湖北的朱家坡接汉丹线的莫家营到襄樊。从1959年到1961年，这个计划两次上马，又两次被调整停工。三线建设开始后，铁道部重新提出修建襄樊至成都的铁路即襄成铁路。1969年，中央指示这条铁路从湖北襄樊修到重庆并定名为襄渝铁路。中央同时还指示，要先修北头的莫家营至十堰段，以支援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并要求1970年通车；西头达县至重庆段要求一年建成，以支援重庆地区军事工业的建设。1969年5月，周恩来指示，西南铁路由铁道兵统一指挥施工。12月，在接见铁道兵领导干部时又说，毛主席亲自确定了襄樊铁路的走向，这条铁路要快修，修好这条铁路，四川就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局面，天府之国的交通就活了。^⑦

襄渝铁路地形之复杂，工程之艰巨，也是我国铁路修建史上少有的。铁路从1968年开始施工，到1973年10月全线建成通车，累计投资36.18亿元，最多时动用员工达82万余人。

此外，在三线建设前期建成通车的还有川黔铁路（1965年7月建成通车）和贵昆（滇黔）铁路（1966年3月建成通车）。以上4条铁路和湘黔、焦柳铁路的建成通车，不仅使川、黔、滇三省铁路连成一体，而且形成了川、滇、黔、鄂、湘五省的铁路运输网。加上已经建成通车的成渝、宝成和黔桂铁路，使整个西南地区与华中地区之间有了湘黔、襄渝两条钢铁通道，与西北和华南地区也有宝成和黔贵两条钢铁通道。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上比较闭塞的西南地区内部及对外交通运输的落后状况，从而为这一广大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和工业、国防建设创造了基础条件。

（三）国防工业建设

三线建设的国防工业建设主要集中在四川、贵州、陕西二省和豫西、鄂西、湘西地区，总体上具有建设项目布点分散、门类繁多的特点。但从四川情况来看，却发展了从常规兵器到战略武器、从车辆船舶到航空航天的全面配套的国防工业体系，成为我国重要的国防工业基地。

1.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的建设

四川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被概括为“两基一线”，指的是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成昆铁路。之所以选择重庆作为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主要是由于重庆自身较强的工业实力。重庆历来就是全国特大城市，工业尤其是兵器工业本身就有一定基础，七大老兵工厂（长安机器厂、望江机器厂、江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空气压缩机厂、嘉陵机器厂、长江电工厂）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综合性的老工业基地，重庆的配套能力也很强，原材料工业有一定的基础，能源、交通条件也比较好。

1964年9月11日，西南三线建设等备小组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工业配套工作组。工作组成立后，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和实地勘察，对基地的建设提出了一些设想。1965年1月25日，工作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以重庆为中心常规武器配套规划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建设包括原有的七大老兵工厂的改建扩建和一批机械厂、研究所的新建（包括迁建）以及与之配套的冶金、化工、机械等方面重要项目的建设，主要生产各种枪支、高射武器、迫击炮、大口径炮、坦克车辆及其配套的光学仪器，弹药和炸药等轻重型武器装备。新建的机械厂有：红山、庆岩、红泉、晋江、青江等14个工厂以及两个研究所。

1964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是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建设的高潮阶段，大部分企事业单位都在这一时期建成或者动工修建，大部分工厂以及研究所的搬迁，也在这一时期完成。新建项目的勘查选址工作从1964年底就开始了，并进行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现场设计。1965年3月开始路通、电通、水通和平整地基的“三通一平”工作，并且调集施工队伍，进行各项施工准备，5月份开始施工，到1965 年底，当年要求完工的项目全部按时完成。1966年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兵器工业基地新厂的建设基本上仍按原定计划进行，老厂的疏散搬迁和中央各部为重庆常规兵器工业配套与配合的项目，年底也基本上完成了计划。这样原定三年建成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主体部分的计划，提前一年左右基本完成。

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总计投资15.23亿元，建设项目众多，工程技术也较为复杂，为了保证主体工程能够提前完成，建立了有高度权威的领导指挥体系。1965年，重庆地区常规兵器配套建设指挥部成立，由五机部副部长朱光和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具体负责。对重大项目实行了指挥部体制，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物资供应部门、当地党委联合组成项目指挥部，指挥长由建设或施工单位一把手担任，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

从1964年至1978年，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綦江、南桐、巴县、江津、永川、荣昌、大足、璧山、铜梁、北碚、长寿、合川等区县的山区及丘陵地区，先后新建、迁建了兵器、船舶、航天、电子、核工业等30多个军事工业企业、科研单位和80多个与之配套的机械、仪器仪表、冶金、橡胶、化工原料等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在重庆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备的以常规兵器制造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工业等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

2.航天航空工业建设

航空工业的三线建设按照型号为主、地区配套的原则进行，累计投资23.66亿元，在贵州、四川、陕西等地建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形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射中心。航空工业建设是三线国防工业建设的又一个重点，在四川建成了飞机设计、发动机高空模拟实验和风洞实验基地以及一批仪器仪表厂。

（1）航天工业建设。主要建成了四川航天工业基地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卫星发射技术是一个国家尖端科技水平的集中代表。1969年，为了建设一个理想的大型航天发射场，国家选派了一批高级专家组成勘察组，在全国9个省区的81个县进行了勘测调查，提出16个选址方案上报中央。航天发射中心一般都建在低纬度地区，这样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身的离心力，另一方面可以缩短地面到卫星轨道的距离，节省火箭的有效负荷。西昌纬度低、海拔高、一年之中晴好天气多，无污染，空气透明度高，具有天然发射场的优越条件。中央在最终决定在西昌附近的山谷中建设我国第三个卫星发射基地。1970年，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抽调的几十名干部来到西昌冕宁县，开始筹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建设所需物资和运输环节不能得到保证，直到1983年第一期工程才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总部离西昌市西北约60公里，卫星发射场位于西昌市西北65公里处的大凉山峡谷腹地。卫星发射测试、指挥控制、跟踪测量、通信、气象、勤务保障六大系统的相应场区，都分散在峡谷之中的不同区域。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成后，在1984年6月8日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1986年，又成功发射了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标志着中国卫星发射从此由试验阶段进入实用阶段。

（2）航空工业建设。主要建成了歼击机生产基地、中国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研究所和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四川是我国重要的歼击机研制生产基地，拥有中国技术水平最高的航空研究所之一的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和制造公司成都飞机工业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建于1970年，是为了适应三线建设的需要，从沈阳飞机研究室分离出一部分人力物力迁移到成都成立的。该所主要从事飞机设计和航空航天多学科综合研究，是著名的歼击机总体设计研究单位。成都飞机工业公司代号一三二厂，是我国研制生产歼击机的重要基地。一三二厂于1964年建成，同年生产了我国第一架自行测绘设计试制的高亚音速全天候歼击机——歼5甲飞机。1989年7月，一三二厂与飞机设计研究所合并，组建为航空航天工业部成都飞机工业公司，实现了科研、生产一体化。

中国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研究所原名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喷气发动机研究所，主要从事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应用科学的研究，是全国航空发动机科研、设计、生产和使用单位的主要技术后方和试验研究基地。这家研究所拥有亚洲最大的高空模拟试车台，俗称高空台。1965年1月，国家做出决定，组建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并且把研究所的心脏——高空台列为重点建设项目。1969年，在经过多次勘查论证后，高空台最终选址绵阳地区。在选址的同时，高空台的总体方案也在设计中。高空台的设计建造是一场全国范围的跨行业大协作。在既无完整的技术资料，又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来自全国各科研院校的设计人员勇于探索，大胆实践，独立自主地完成了高空台的设计和建造。1971年，高空台一期工程设计完毕，1977年工程建设完工。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始建于 1965年，是为适应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的需要，按照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教授、郭永怀教授构想的蓝图而组建的。中心包括5个研究所和1个加工厂，拥有性能配套的大中小风洞实验设备32座，包括低速、亚跨超声速、高超声速、激波风洞和弹道靶等各种试验设备，从1969年第一座风洞投产到20世纪90年代初，先后承担了近百种航空、航天飞行器型号的2000多项试验任务。

3.核工业建设

核工业在三线建设时期共安排了45项工程，投资54.3亿元。这些项目完全是我国自行设计、自制设备和自主建设的，采用了国内外近500项科技成果，接近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是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1965年根据三线建设的部署，第九研究院迁址绵阳。1985年1月，为了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九院改名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院是以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为主的理论、实验、设计、生产的综合体。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我国最早从事核聚变能源开发的专业研究院。1984年该院建成和调试成功的中国环流器一号代表了当时我国相关研究的最高水平，是我国受控核聚变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是 1965年从北京迁到四川峨眉山脚下的，到1985年建成了包括56个专业与学科的4个研究设计院、4个中心和1个设备制造厂，是我国高新技术领域与先进能源开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研究设计院。

4.电子工业、船舶工业建设

四川电子工业基地主要沿铁路线分层次辐射布点，初步形成了成都，绵阳、广元、重庆4个各有所长的电子工业区，建成了23个大中型企业、6个研究所、1个设计院、5个职工医院和1所技校。主要产品为雷达、计算机、广播、电视、通信、专用设备、测量仪器和元器件8大类。尤其以元器件工业实力最为雄厚，能生产350个大系列、2000多个型号的产品。

船舶工程的三线建设，安排在川东、湖北宜昌和云南三地。川东船舶工业分布在重庆、江津、涪陵、万县沿长江两岸，由造船、造机、船用仪器仪表3个系统的23个企事业单位组成，形成了以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能够生产发动机、变速箱、成套船用仪器仪表以及部分舰船武器，制造中型军用舰船和潜水艇。船舶工业起点高，考虑周密，沿江布点，没有进山区，实行专业化分工，因此比较成功，有些工厂至今依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三、四川地方党政机构在三线建设中的作用

整个三线建设，由于是在突出战备和与“文化大革命”几乎同步进行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所以建设进程波动起伏较大，面临各种困难局面。四川党政机构始终恪尽职守，不仅努力克服困难，履行好后勤支援工作职责，同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争取支持。尽管步履维艰，但为四川三线建设任务的最终完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服从中央安排，具体落实三线建设基本管理体制

三线建设采取了中央、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和各建设项目现场指挥部三级管理的形式。中央制定三线建设的方针、政策，决定三线建设的布局、项目和投资计划，审批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实施计划。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是中央设在西南，具体领导和指挥三线建设的权力机构，它由中央有关部委、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负责同志组成，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三线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建设计划；审定各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厂址选择、施工计划；组织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各地方的协作配合，协调各方面的工作；确定各建设项目现场指挥部的负责人选；对中央方针政策的执行和建设计划的实施进行督促检查。现场指挥部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所在地方党委及物资、银行等有关部门的代表组成，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指挥部首长负责制，一般以建设单位的负责人为“班长”，主要职责是具体实施中央和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批准的项目建设计划，统一指挥设计、施工、物资与资金的供应、地方支援等方面的工作，保证建设项目按部就班，按进度完成。^⑧ 在上述管理体制下，四川省建立了三线建设支援委员会，由省委书记负责，省人委有关厅局负责人组成，根据西南局三线建委的部署，负责搞好四川三线建设的后勤支援工作。

（二）坚持对三建设的领导，保障重点项目顺利开展

1966年以后的几年间，“文化大革命”对三线建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一些基层单位的建设者做了很大努力，但工程的进展仍十分艰难，许多建设工地处于半停工状态。对此，四川省党政机构及时向党中央进行汇报，千方百计采取措施，积极维护建设局面，确保三线建设重点项目向前推进。

1967年12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工业办公室，作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军工组和成都军区的工作部门，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和成都军区直接领导下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执行军区的具体安排，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搞好四川地区国防工业的建设和生产。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内设国防工业和重点建设两个办公室，在四川革命委员会和成都军区统一领导下，与生产指挥组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开展工作，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三线建设的方针、政策，根据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的具体安排，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搞好四川地区重点建设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支援并搞好重点建设工作。同时由军区国防工业办公室、重点建设办公室的负责人共同组成联席办公会议，负责处理这两个办公室的协调问题。

1969年9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召开四川省三线建设座谈会，要求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各市、地、州革命委员会和军分区要派专人分工抓这件事，健全办事机构，配齐办事人员。12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在《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随后四川省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对省内的三线建设实行统一领导，并在成都、重庆、自贡、攀枝花地区建立领导分组，负责一个地区范围的工作，改变了过去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状态。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和成都军区还请求中央调给成都军区3000名军队干部，以便派到基层单位加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

1970年4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召开了研究四川经济建设问题的“七四”会议。按照会议精神，四川省各级进一步加强了三线建设的组织领导工作。4月20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三线建设办公室成立，统一领导全省三线建设。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还决定，进一步加强各地、市、州革命委员会原有的重点建设办公室，集中优势兵力首先保证完成120个项目中的46个重点项目，狠抓260多个续建工程的投产。这次会议是我省三线建设由停顿到恢复的转折点，这年6月29日，攀枝花钢铁基地出铁；7月1日，成昆铁路接轨通车。

（三）做好人员与物资保障工作，支援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所需的物资供应和生活保障对三线项目的顺利推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在三线建设物资供应上采取按建设布局和经济合理的物资流向设置物资供应机构，就地组织物资供应的方法，在西南地区设置了物资部下属的指挥部。1965年，省委决定在重庆、成都、自贡、渡口等中心城市和重点建设地区设立物资局，统一负责所辖地区内建设项目所需的物资供应。四川省以及相关地市县的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也随后成立，配合三线建设单位的工作，提供劳动力和物资保障。

1965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赵苍璧在成都主持召开了四川省支援重点建设工作会议，专门研究支援成昆铁路建设的问题。会议要求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从地方建筑材料、三类物资、市场物资、生活供应、劳动力调配以及地方交通运输等方面认真做好支援重点建设的工作。同时，中共四川省委还派出一个工作组到凉山州等地，实地调查研究有关支援重点建设方面的问题。为了方便成昆铁路施工，四川公路部门职工提前一年新建和修复公路干线780多公里，地方公路 1900公里，开辟引入便线、支线和环线约1100公里；为了保证筑路物资的运输，四川和一些兄弟省还专门派出车队承担运输任务。电力部门在四川境内的三个供电区段，仅用1年零8个月时间，就建起内燃电站27座，火力、水力电站各1座，沿线架设输电线900多公里，加上地方电力，使总电量达到11万千瓦。邮电通信部门在沿线架设通信线路14449公里，保证每个新开工点都能立即通上电话。沿线各地还有各种“支铁”服务部，沿途人民组织了许多“支铁”义务队伍到工地义务服务。在工程紧张的时刻，四川地方党政机构还组织机关干部和工、青、妇各界人士前往重点工程参观慰问。

同时，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也采取措施保证施工队伍和人员的相对稳定。1969年9月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召开国防工业战备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国防工业战线上的一切人员都要坚守岗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擅离工作或生产岗位，否则视情节子以处分，对煽动威胁职工擅离职守的人必须依法惩办，以此来进一步稳定局势。

1969年12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再次强调要狠抓交通运输、原料、材料、燃料的供应等三线建设的薄弱环节，大力改进三线建设的物资供应。这个报告是四川省三线建设由停顿到恢复的转折点。

四、三线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调整改造

（一）三线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线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特殊历史原因，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1.投资建设规模盲目扩大，战线拉得太长

1965－1975年（也是三线集中建设的11年），我国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2919.6亿元，三线地区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269.67亿，占同期全国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3.5％。^⑨ 也就是说，这11年中国家投资于基本建设的资金有接近一半是用在了三线项目的建设上。1964年和1965年，三线建设目第一次集中安排，这时候计划安排的规模还是比较合适的。但1969年庞大的军工体系建设计划使建设规模急剧膨胀、需要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大大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承受范围。兵器工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要新建项目95个、改扩建项目93个，船舶工业也相继在三线地区开工12个项目。由于各个系统齐头并进、战线过长，建设中又任意扩大规模、脱离实际，导致不少项目中途下马，真正建成的项目不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浪费。

2.选点过于分散，布局不够合理

三线建设期间，几乎所有项目在厂址的选定上都执行了”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对于一些国防尖端工程采取这种方针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片面强调“山、散、洞”，盲目钻山进洞，布局过于分散、导致一大批现代化企业孤立地建在大山沟里，隔断了企业与企业、车间与车间之间的联系，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所属厂、所分布在省内6个县（市）的崇山峻岭中，厂、所内部各单位之间最近相距6公里，远的达14公里。三线兵器工厂为了适应生产、生活需要，平均每50个人就要配备一辆汽车，每年耗油近万吨，仅运输一项就使成本提高15％。还有不少不该进洞的项目也进了洞，带来很多问题。

3.配套建设不够，综合生产能力很弱

三线建设从总体安排上看，综合平衡不够，重工业投入较多，轻工业投入较少；加工工业比重较大，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比重较小。从国防科技工业来看,由于时间紧迫或资金不足等原因，不配套的状况是明显存在的。有的主机厂建成了，配套厂没有相应做出安排，或者刚开始建设就下马停建。有的主机厂在三线，配套厂却在一、二线，或者与此相反，如船舶工业，舰艇总装厂在三线，配套厂大部分在沿海；大型运输船舶总装厂建在沿海，而所需的大功率柴油机生产企业又建在三线。这种状况，造成长距离运输，生产时断时续。在不少三线企业中，生产车间建起来了，而辅助设施和动力系统却很薄弱；有的生产系统虽然已初具规模，但外部运输条件却没有相应地改善。这样，许多加工工业的工厂没有形成综合生产能力，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从沿海地区搬迁的企业大多采用调人、调设备的办法，使原厂一分为二。由于仓促搬迁、建厂，沿海地区原有的协作配套设施无法搬迁，企业有骨无肉，燃料、电力跟不上，生活设施、副食基地没有兴建，给企业生产和职工生活带来很大困难。

（二）三线建现的调整改造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审时度势，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与此同时，我国经济重心由内地逐步向经济发达的东部特别是沿海地区转移。随着国家工作中心、政策及财政资金的转移，原本效益不佳的三线企业的困难更加凸显出来。为适应国家战略的转变，同时帮助三线企业走出困境，中央决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调整和改造三线企业。

1983年1月，国务院领导约见四川省原省长鲁大东、电子工业部部长、原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钱敏和国务院国防工办副主任郑汉涛，就三线建设调整改造问题进行了一次谈话，指出三线建设总的方针和规划就是调整改造、发挥作用，要通过调查、规划，扎实工作，使三线企业的作用很好地发挥出来。1983年12月，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在成都成立，三线地区的主要省份也先后成立了各自的三线调整办公室。1984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组建四川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案，在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领导下开展工作。

1984年8月，在对三线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国务院三线调整办公室决定把布局调整放在首位，对企业分别采取关、停、并、转、迁的办法进行调整。11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在成都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七五”三线地区企事业单位调整方案》，确定调整121个单位，其中关停9个、迁建和部分迁建49个、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 个。

调整的范围主要是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河南、湖北、湖南和重庆，简称八省一市。

1985年，国家计委正式批准了四川省三线企事业第一批调整方案，共涉及39个三线企事业单位，四川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至此全面展开。

到 1990年底，《三线地区企事业单位调整方案》确定的“七五”规划项目，大多数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累计迁出职工11万余人，竣工建筑面积500万平方米，完成投资总额约46亿元。“七五”项目基本完成后，国务院三线办又同有关方面一起制定了“八五”期间三线企事业单位调整方案。到 1996年底，已有84个项目建成和基本建成，累计完成基建投资80亿元。^⑩ 经过上述两个五年计划，三线建设尤其是四川三线建设在布局上存在的遗留问题和突出矛盾均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和缓解。

四川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调整企业布局。主要是对一些钻山太深、布局过散、厂址存在严重问题的企业，分别采取三种办法进行调整：首先是就地改善条件、调整产品方向；其次是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科研院、所在中心城市建立技术开发部；第三是在原址无法生存的企业，依托中心城市进行迁并或迁建。“七五”和“八五”期间四川列入国家三线调整的项目占全国的30％，投资规模占35％，均列国家首位。企业搬离偏远山区后，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得到了极大改善，“八五”期间搬迁的企业，销售收入比搬迁前增长了近3倍。

二是调整产品结构。在国家国防战略由准备应付大规模战争转向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后，三线企业大都出现了军品订货锐减、生产任务 不足、大量生产线闲置和企业亏损严重等诸多问题，而且这些企业的产品和生产结构单一，专业性 很强，转向不易。因此四川三线企业调整的一个 重要内容就是按照中央提出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十六字方针进行改造。1980年2月，四川省委指出，应该采取措施调动军工的积极性，把三线建设形成的军工力量运用于 工业的改造和提高。省委要求军工各部门和企业 要积极安排落实，认真组织好民品“拳头产品”。“六五”期间，四川有82％的军工企业有了支柱产品和稳定的配套产品，52％的企业民品产值占企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30％的企业做到了“以民养 军”。

三是推动三线企业走向市场。三线企业的调整一开始就打上了市场经济的烙印，它既是国民经济的调整内容，又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同步。依靠国家计划进行调整，三线企业的状况虽然有所改观，但规模经济的形成并不理想。1980年，四川省政府提出，军工民品的生产实行计划调节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国家计划指导，地方统筹安排。1983年，四川省委提出，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路子，是中央赋予重庆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搞活西南经济、充分发挥大三线建设作用的一项重大决策。1986年10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在关于《振兴四川经济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中，提出要围绕产品优势，组织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把产品打入省外和国际市场。许多企业抓住机遇，一方面采取主动走出去，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特别是到沿海开放城市或中心城市开窗口的办法，弥补自身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弱点；另一方面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巩固和发挥企业装备、人才的优势，使自身实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与此同时，国家和各地区党委、政府也通过组织专业性合作和工贸结合为主要内容的洽谈会，扶持三线企业产品出口、推动三线企业与地方企业组成生产经营协作联合体等方式，为三线企业走向市场经济积极创造条件。一大批三线军工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迅速壮大。

四是推动国防科研院所融入地方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对国防科研院所不同于一般科研机构的尖端性、超前性、强制性和保密性的特点比较重视，但对国防科研院所相同于一般科研机构的生产科技产品以及进一步转化科技成果的共性重视不够。三线国防科研院所是我国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集中度最高的单位之一，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是科技强军和推进我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快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步伐的需要。1986年，四川省委指出，要尽快打破国防科技小天地、与国民经济建设分离的“两张皮”局面。在国民经济管理体系中，建立一种军民融合、军民一体化的新管理体制。以四川绵阳这个中等城市为例，新中国成立后这里聚集了大量代表国家水平的国防科研院所、许多重要科技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和十分丰富的科研成果，其国防科技优势的充分转化和利用，对四川甚至西部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辐射和带动作用。1991年10月，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国务院三线办决定，将绵阳作为全国“军转民科技兴市”试点城市。

五、四川三线建设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中期决策和展开的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采用特定的方式、按照预定的目标进行的一次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牵动全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实践证明，三线建设的决策正确，成绩斐然，它对增强我国的经济和国防实力、改善生产力布局、促进内地资源的开发、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四川是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国家对四川的投资也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四川三线建设所用资金约占中央对整个三线地区投资的近1/3。中央依靠高度集中的行政计划体制对四川三线建设的大规模投资，对四川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我国战略后方建立起配套完整的国防工业基地

三线建设最主要、最直接的目标是在我国西南、西北地区建设起一个配套设施基本完整的国防工业战略后方基地。经过10余年的努力，四川成为国家在内陆腹地的重要国防工业和科技基地，基本实现了预定目标。1965－1978年间，共建成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研究院所以及配套单位150多个，其中大中型企业占97％，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国防科技企业的17％和三线地区的32％，职工人数占全国国防科技工业的14.5％和三线地区的31.4％。从行业来看，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航空工业建成了中国技术水平最高的航空研究制造基地；航天事业建成了新的卫星发射中心；在核工业领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的先后成立，使四川的核能研究、生产、应用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经过三线建设，四川的国防科技工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行业和门类较齐全、技术装备较好、科技力量较强、能独立研制多种军品和民品的生产科研体系，成为我国战略发展后方基地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核工业和航天工业的建立，使“超级大国”垄断核武器、制造 “核威胁”成为空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二）改善了生产力布局，建立起新兴工业基地

三线建设中，四川建成了300多个大中型企业，拥有了全部38个重工业门类，160个全国主要工业行业中的95％四川都有。除国防科技外，与之配套和服务的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发展很快。三线建设时期，国家集中力量发展四川的钢铁工业。主要建设项目有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钢铁基地、成都地区钢铁工厂，另外还有一批改建扩建项目。对有色金属工业累计投资100多亿元，除对原有企业进行改扩建以外，还在重庆建成了西南铝加工厂。三线化学工业的建设主要是为国防军工配套的重水、炸药、树脂、橡胶、医药以及为农业服务的化肥和其他化工项目，四川重点建设了峨眉水泥厂和西南玻璃厂等。

三线建设使四川的能源与矿产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1950－1983年，国家对四川煤炭工业投资总计1003240万元，三线建设时期占60%以上；国家对四川的石油及天然气工业投资总计293063万元，三线建设时期占70%以上：同期国家对四川电子工业投资44686万元，三线建设时期占60％以上；1965－1979年，四川的铁矿石开采能力由40.69万吨增加到 817.15万吨，练铁能为由 38.89万吨增加到271.69万吨，炼钢能力由59.56万吨到289.7万吨，钢铁生产能力由 92.48万吨增加到251.85万吨，发电装机容量83.47万千瓦增加到379.32万千瓦。水泥生产能力由117万吨增加到556.88万吨。 经过三线建设，四川成为全国五大钢铁生产基地之一、四大电子工业基地之一、三大电站成套设备生产基地之一，机械工业形成了以重型矿山和工程机械制造、汽车、仪器、仪表、农业机械等较完整的体系，天然气、水泥、化肥的制造能力也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三）使四川的基础设施有了质的改观

三线建设前，四川省的交通、能源、矿产、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蜀难道，难于上青天。”1964年以前，全省公路通车里程有9000多公里，铁路线也只有成渝、宝成、内宜、川黔四条。其中内宜线仅在四川境内，而成渝、宝成、川黔线都始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运载能力已经不能满足四川对外交流日益扩大的需要，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三线建设时期，国家不仅对成渝、宝成、川黔三路进行了改造（其中宝成线于 1967年至1975年进行电气化改造，是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又新投资建设了两条重要省际铁路干线——成昆线与襄渝线（其中成昆线是我国第一条全线一次采用内燃机车牵引的一级干线）。同时，四川的公路建设也迅速发展，总里程增至8万多公里，约占全国的9％，位列全国第一。此外，三线建设期间的公路多为配合三线企业而修建，而这些企业分布较散、离大城市较远，因此这一时期的公路建设对解决四川偏远地区的交通难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期，为配合三线建设，四川的邮电通信事业也得到较快发展。

（四）新兴工业城市和企业群崛起，奠定了工业发展格局

三线建设前，四川的工业只集中在重庆、成都等几个大城市；经过三线建设，四川的工业布局进一步展开。随着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以川南盐化为中心的天然气化工生产基地，以成都、德阳、绵阳、广元为中心的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的建立，四川的工业布局开始由几个中心城市向全省扩展，工业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也为四川经济更好地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新兴工业城市在荒原中崛起，古老的城镇焕发了青春。新建铁路的通车，矿产资源的开发，现代工业的布点，都使建设项目所在古老城镇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攀枝花是在三线建设中诞生的新兴城市的典型代表。此外，德阳、绵阳、广元、乐山、自贡、泸州等城市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三线建设的指导方针是，关键项目原则上不放在中心城市，但为了抢时间，也把一批基础工业和配套项目放在有一定条件的老工业城市，这样也使重庆、成都等中心城市的机械、电子、国防、轻纺和原材料工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增强了经济实力。

（五）使“老、少、边、穷”地区社会经济面貌得到改变

我国全国人口的约60％ 、少数民族人口的80%以上生活在内地。一般来说，内地人民生活水平低于沿海，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则更低一些。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省，由于历史原因，甘孜、阿坝、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三线建设在这些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的地区布点和展开，特别是成昆和襄渝铁路的建成通车，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例如大凉山地区的四川越西县，彝族人口占60％，过去由于交通闭塞，山区人民长期刀耕火种，货物全靠人扛马驮。成昆铁路修建后，铁路通过该县的里程约79公里，境内设有9个车站，全县有50多个乡镇通了汽车，交通环境的改善使经济发展的条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对于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共同繁荣，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参考文献

①何郝矩等编：《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

②攀枝花特区成立于1965年2月。1965年4月起，为保密需要对外往来称渡口市。1987年1月，国务院批准恢复为攀枝花市。

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9、1200页。

④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开放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2000年11月版，第1页。

⑤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开放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2000年11月版，第1页。

⑥林凌、顾宗枨：《四川省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见《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⑦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四川地方史专题纪事（社会主义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279页。

⑧林凌、顾宗枨：《四川经济体改革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⑨李彩华，姜大云：《我国大三线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4期，第89页。

⑩陈东林：《20 世纪80 年代后的三线建设大调整》，《党史博览》2004 年第5期。何郝炬等编：《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11.杨超等编：《当代中国的四川》（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22页。

12.何郝炬等编：《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年版，第131页。

13.卢周来：《三线建设与改造对四川省经济的影响及启示》，《军事经济研究》1996年第7期，第37页。

14.何郝炬等编：《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