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林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习近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党中央领导人民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已经解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民美好生活的更高要求。这就对建设三线地区人民的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三线建设调整改造中，由于企业的搬迁和合并，留下了大批企业遗址，许多仍然处于闲置和荒废中。如何保护和利用好这些遗址，使之为人民的精神传承和文化生活服务，是新时代文化建设中一个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用价值的重要课题。

一、三线遗产保护利用研究的背景和现状

三线建设是1964年毛泽东代表的中央针对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作出的重大建设决策，横跨三个五年计划，包括11 个省市自治区，总投资2052亿元，建成了1945个企业事业单位（1984年内部普查数字）。1983年中央作出三线企业调整改造战略决策，到2006年调整改造基本结束。三线建设前后长达4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上规模空前、持续最长的经济建设战略活动。三线建设是必要的：经过本人在美国方面和中央档案馆找到的解密档案，证实美国在1964年确实制定了对中国核基地进行打击的计划，并考虑实施。中央对此作出了抓紧建设战略后方对策。因此三线建设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决策，不能说是无的放矢。

三线建设成绩也是主要的：

（1）在中西部地区建成了大批国防科技工业基地，如：贵州和陕西航空、航天工业基地，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四川电子、船舶工业基地，青海、甘肃和四川、陕西核工业基地等，形成了保障国家安全的可靠战备后方。

（2）在中西部地区建成了大量工厂、铁路、矿山、水电站等基础设施及科研机构，形成了59个新建、扩建的工业城市，初步缩小了中国自近代以来东西部经济布局不平衡的状况，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社会进步。

（3）三线建设中涌现出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和“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爱国主义情操，培养了胡锦涛、温家宝、李岚清、王兆国、曾培炎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和管理干部。三线建设是当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思想宝库。

由于三线建设与“文化大革命”几乎同时起步，在极左思潮干扰下，三线建设中存在选址过分强调“靠山、分散、进洞”，片面强调战备需要，上马过快过大，忽视经济建设规律等弊病，造成了许多浪费损失。尽管如此，根据1984年普查，三线企业中成功和比较成功的占92%，成绩是主要的。在三线企业调整改造中，一部分环境恶劣不适合生产的企业搬迁到中小城市附近，留下了大量遗产遗址。本人根据档案和区域抽样调查估测，全国大约有600余处遗址，多数尚有比较完整的建筑、道路、水电气设施等，但由于产权不属于地方，企业搬走后又无力管理，这些遗址半数以上长期荒废，少部分已经人为或自然灭失。

三线建设遗产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经济和国防建设，取得两弹一星、核潜艇、航空航天等国防尖端技术重要突破的见证，是当代人艰苦奋斗的精神见证。这些遗产多分布于中西部山区，与中国近代以来集中东部沿海城市的工业遗产有着显著的区别，在世界工业遗产上也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亟待进行研究。由于其以军工遗产为核心，产权复杂，保护利用必须在制度创新前提下进行，不能套用旧中国民营工业遗产保护老路。

十八大以来，中央制定了供给侧产业结构改革战略，三线遗址迎来了保护利用机遇。建议结合军民融合、扶贫攻坚战略，采取产权下放，以企业、地方政府、民间资金共同开发的方式，在妥善保护有历史价值的遗址的前提下，开展创业创新，将一般遗址兴建为旅游、健康休闲、博物馆科普、军体娱乐、文化创意等产业。因此，查清全国三线遗产的存量和现状，是一项亟待进行的工作。

目前全国三线遗产遗址处于自然荒废、分散管理、自发利用的三种状况。被利用的多是乡镇地方和农民自发行为，少部分被改造为文化产业园区和博物馆。由于缺乏统一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指导，在保护和利用中，出现了破坏原真性、同质性重复的现象。因此，建立三线遗产保护利用理论和方法进行指导，是当前急需要务。要通过学术研究和实证分析，进行三线遗址的存量现状、历史价值、产权结构、利用前景的普查论证、确立保护原则、分类评级方法等工作，解决三线遗产的理论和应用问题，填补三线遗产尚未纳入国家遗产研究的学术空白，为国家文物局出台三线遗产保护利用规定和名录进行准备，为全国各地三线遗产保护利用提供样例和理论指导。

传统的遗产价值认知，主要从“历史、科学、美学”价值评价的基础，存在不足，应当将制度和伦理引入遗产科学。如修建成昆铁路因其战胜了极为险恶的自然环境，体现了人类挑战自然的意志极限，被世界共认。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协作和精神弘扬，不仅可单独成为一项三线遗产学的价值标准，而且还会扩大“历史、科学、美学”价值评价的基础，使近现代遗产的价值认识和评价更为真实、准确和深邃。

三线遗产是离我们最近的“活态遗产”，与其相关的保护观念和方法，尤其是“适应性利用”和“活化利用”方式，在遗产科学领域的意义越来越重要。这不仅因为活态遗产将成为遗产增量的重要部分，而且也会使遗产科学成为多学科、跨学科、学科间科学，及与其他产业结合的切入点，形成一门遗产经济学和遗产产业。

二、国内外三线遗产保护利用研究综述

三线建设由于以国防战备为重点，过程和资料长期保密，又由于进程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同步，评价有着不同认识，1981年中央起草《历史决议》时决定暂时不作评价。“三线”这个字眼在80年代中期才公开见诸报端，一些评价将其当作“文化大革命”的极左产物予以批判。90年代以前对三线建设的学术研究成果基本没有，只有一些关于三线企业调整改造的财政政策等研究文章。1991年海湾战争以后，现代高科技战争和战略后方问题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江泽民视察了西南三线工程，代表中央对三线建设战略作出了重要肯定。从那以后出版了一批以王春才主编《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三线建设铸丰碑》为代表的回忆录作品，但学术研究成果仍然极少。

2000 年，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三线建设研究作为历史比较和借鉴开始受到关注。2003年陈东林出版了国内外第一部三线建设史《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系统介绍研究了三线建设的全貌，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被以后的研究作为基本参考书广泛引用。2014年，随着纪念三线建设决策50周年，成立了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出版了《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资料论著汇编，先后在北京、攀枝花、遵义、六盘水、遵义召开了五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三线建设史的研究进入了热潮。目前，形成了北京、上海和西南两大板块研究阵地。前者以当代中国研究所、国防科工局、军事科学院、上海大学为主，重点宏观研究中央决策和档案整理。后者以四川、贵州社科院和地方大学为主，重点微观研究三线企业和地方经济。目前，全国已经发表的三线建设研究论文大约有700余篇。三线建设遗产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晚。2006年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通过《无锡建议》，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首次把新中国工业遗产纳入保护范围。60—80年代的三线工业遗产和50年代的156项苏联援建工程遗产作为两大板块的学术研究得到了起步，出现了一批以个案为主的地方性三线遗产论文。国防科工局在军工文化建设中，将三线军工遗产作为重点，以军工行业以外难以接触的资料写出了一批内部研究论文、报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遗产委员会、中国文物学会工业遗产委员会组织的历届研讨会，也有一批涉及三线企业遗产个案的论文。2015年中央作出供给侧产业结构改革战略，一批三线企业在转型中又形成了新的遗产，保护利用呼声渐高。2016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唐宁向两会提出了保护三线遗产提案。2017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武鸿麟、姜刚杰再次向两会建议加强三线建设遗产资源保护。国家文物局对此发出了加强三线建设遗产保护利用的意见。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组织召开三届全国研讨会，都将三线遗产保护利用作为主题，提交了一百多篇论文，发出了三线遗产保护的《攀枝花共识》、《遵义共识》；在攀枝花、遵义成立了三线遗产保护利用研究基地。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三线建设研究院，贵州三线遗产保护利用是其主要研究方向。目前，三线遗产保护利用的学术研究初露头角，但就全国性整体研究和基础理论来说，研究仍然基本是空白。

三、三线遗产保护利用研究代表性成果和观点

区域和个案三线遗产调查与价值分析

三线遗产目前没有全国普查数据，大多数研究以区域和个案为对象。刘瀚熙《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与保护再利用可行性研究》以原川东和黔北地区部分迁离单位旧址为例进行了实地调研；刘凤凌《三线建设时期工业遗产廊道的价值评估研究》对长江沿岸重庆段三线工业遗产中的船舶业进行系统整理分析，提出其具有工业遗产廊道的特征；梁爽等《川北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构成及特征》分析了其空间、历史、行业分布、人文等特征；张宇明《“共生思想”下川渝地区三线工业遗产更新策略研究》指出川渝地区43%的三线工业遗产惨遭拆除，川渝三线工业遗产闲置率高达38%；杜杰灵等《西南“三线”企业原址土地如何再利用》调研了四川、云南、重庆三省市114个三线调迁单位原址土地再利用和闲置废弃情况。关于价值分析，一般认为主要包括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产业价值及经济价值。

三线遗产保护利用个案实践和利用设想

左琰等著《西部地区再开发与三线工业遗产再生—青海大通模式的探索与研究》是关于三线个案遗产的第一部专著，以青海大通原光明化工厂（705厂）及其附属厂为主体对象，通过对2014年青海工业遗产再生设计的成果整理，剖析青海三线工厂的历史意义和保护价值，反思和探索这批特殊的西部三线工业遗产在当代城镇化建设中的命运和出路。周坚、刘伯英《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小城镇发展融合研究——以贵州省为例》探讨了三线遗产保护与小城镇发展融合的模式，提出要弥合小城镇的功能布局、融入小城镇空间重构之中、促进小城镇文化内涵的提升、带动小城镇旅游发展。任泳东《基于共生理论的贵州省绥阳县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研究》从基本属性、整体现状、单体资源状况、周围环境分析等四个方面入手，深入探讨了符合实际需求与可操作性强的绥阳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模式与制度改善。陈东林《抓住供给侧改革和军民融合机遇，推动三线遗址保护利用》提出要结合当前的供给侧产业结构改革、军民融合、扶贫攻坚三大战略，开展遗址保护和利用，建议将遗址使用权下放到最需要的乡镇，有些可以与民营采取股份合作制联营，继续作为地方企业，或开发为旅游、休闲、文化园区，建立博物馆等。

全国三线遗产总体评估和保护利用理论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陈东林《抓住供给侧改革和军民融合机遇，推动三线遗址保护利用》根据国务院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办公室档案，结合八省一市计划数据和对重庆、山西两地抽样调研，首次估算出全国三线企业遗产应当在600处左右，现在半数以上处于荒废和闲置状况。还指出，产权问题是制约三线遗产保护利用的瓶颈，1992年国务院三线办文件已经不适用。现在全国各地对利用三线遗产积极性很高，但处于自发状况，亟待统一和科学指导。

徐嵩龄、陈东林《三线建设遗产概念、类型、评价标准的若干问题》，首次对全国的三线遗产状况通过案例分析进行了分类和定义，提出了三线遗产保护利用基本理论。文章提出，三线遗产定义：在三线建设时期和三线地区产生和创造的、并具重要标志意义的物质建设成就。三线建设时期： 1964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战略决策到1983年国务院作出三线企业调整改造、不再新建的决定。三线建设区域概念：从行政地区划分，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8个省市区及河南、湖南、湖北三省的西部，共11个省市区。

文章将三线遗产按照世界遗产委员会物质形态标准分为三种：1、不可移动文物：如重庆涪陵816地下核反应堆洞体。2、建筑群：如四川绵阳“两弹城”核武器研制基地楼群。3、自然与人工相结合的工程遗址：如四川南川金佛山景区天兴仪表厂等企业群。按照“文化景观”分为四类：1、文化与自然复合遗产：如山东蒙阴三线军工小镇和岱崮地貌地质公园、大渡河峡谷与核工业814 厂遗址景区。2、历史城镇与城镇中心：无人居住的如四川绵竹市汉旺镇东方汽轮机厂地震遗址保护区；有人居住的如新建的六盘水、攀枝花、十堰、金昌4个城市，依托老城镇大规模扩建的55个城市。3、遗产线路：如成昆铁路沿线和大渡河、金沙江沿岸形成的成都、峨眉、乐山、西昌、攀枝花、昆明之间的川西工业遗址带。4、遗产运河：金沙江、川江航道。按照功能现状分为三类：1、遗址型：如贵州安顺贵州飞机集团十几家分厂遗址，湖北襄樊老河口5 家火箭炮分厂遗址。2、功能转换型：如遵义长征电器集团12厂改造成“1964文化创意园”，贵州六盘水西南三线指挥部改造为贵州省三线建设博物馆，四川广安多家军用光学仪器厂改造为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3、发展型：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活态遗产占三线企业中的多数，分为制造、资源、公共服务三类，其中制造类因搬迁多而遗址最多。

文章参照世界遗产公约的6条指标，拟出三线遗产的6 条评价指标：1、具有世界首创的技术发明，如攀枝花钢铁厂钒钛冶炼技术；2、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工程建设，如绵阳高速风洞实验场；3、体现国家发展中的里程碑，如平坝黎阳集团研制第一代国产战斗机发动机；4、体现万世垂范的精神风貌，如成昆铁路沿线几十座铁道兵烈士陵园； 5、重大决策或事件发生地，如邓小平指挥三线建设的攀枝花“十三幢”；6、独特人文和自然景观，如刘家峡水库和世界遗产炳灵寺共生风景线。

四、三线遗产保护利用研究亟待突破的问题

1、填补全国三线遗产整体和布局研究严重欠缺的空白。由于三线建设布局在十几个省市区，企业选址又秉承“靠山、分散、隐蔽”原则，远离城市，各自为战，造成目前已有研究成果都是区域和个案为例，对全国三线遗产总体状况的研究严重欠缺。全国究竟有多少个三线企业，其中有多少形成了遗产遗址？各个区域都有什么特点？这些基本问题虽然在本人文章中进行了探讨，但只是档案结合抽样调查的推测，准确数据亟待研究调查。因此，三线遗产研究从研究者来说，必须特别注重多单位的群体合作。地方研究机构和大学 “只缘身在此山中”，见树木不见森林，很难掌握全国情况。

2、从三线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军工企业进行突破，填补历史资料和实地考察严重欠缺的空白。三线建设以战备为重点，军工企业无论在体量和权重上，都是三线企业的核心部分。据1984年内部调查，全国三线企业中有68%是军工企业或为国防建设配套的企业。这些军工企业的遗产由于地点靠近仍然在生产的军工企业，或者历史资料涉及现在军工尖端技术和产品，具有一定的保密性。研究者接触历史资料，进行实地考察，都需要经过国防科工局批准。这是当前三线遗产保护利用研究的最大难题。

3、在目前三线遗产研究中现实调研和实证多、历史价值评估和基础理论研究严重欠缺方面进行突破。三线遗产中蕴涵着丰富历史价值，包括重大决策和事件、可歌可泣事迹、人类战胜自然的意志体现、历史经验教训等。主要由于上述1、2项造成的原因，这方面挖掘是远远不够的，多集中于建筑形态和经济价值，历史研究者于此可以大有作为。如我们参与涪陵世界第一大人工洞—816地下核工程保护利用规划后，成功地从美国档案找到其试图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打击的文件，又从中央档案挖掘出毛泽东决策、周恩来策划、邓小平定址的珍贵历史事实，披露了该洞为保障国家安全而建的惊心动魄决策，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使遗产价值得到大幅度提升。由于中西部地区研究者对国际遗产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目前的研究多是就地取材、就事论事，视野狭隘，缺少将实证研究升华到基础理论的共性。需要集中分析研究典型个案，比较世界遗产和中国近代工业遗产的成果和原则，撰写出一套比较系统的三线地区遗产保护利用原则和调查、分类、建档、评估方法等理论体系。

4、在遗产利用方面，突破旧的城市工业遗产利用模式，形成适合中西部地区遗产利用特点的创新。主要有：（1）与中国近代工业遗产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三线遗产分布于西部山区，与青山绿水相伴，有自然与人文结合的复合景观优点。

（2）与富裕的东部相比，三线遗产位于西部贫困地区，开发利用资金少，必须在讲究经济效益的利用基础上进行活态保护，不可再给三线建设已经付出巨大牺牲奉献的西部贫困地区人民增加负担，不宜广泛建设公益性的博物馆事业。（3）西部地区交通不便，三线遗产多位于偏僻终端，其利用必须打破行政区划，整体规划，合理布局。

五、三线遗产保护利用研究的一些设想

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制度概念，对近代现代遗产价值的认识，极为重要。它可以弥补以往传统的“历史、科学、美学”价值标

准的不足，实际是将制度和伦理引进遗产科学。如修建成昆铁路因其战胜了极为险恶的自然环境，体现了人类挑战自然的牺牲精神和意志极限，被世界共认。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协作和精神弘扬，不仅可单独成为一项三线遗产学的价值标准，而且还会扩大“历史、科学、美学”价值评价的基础，使近现代遗产的价值认识和评价更为真实、准确和深邃。

三线遗产是离我们最近的活态遗产，与其相关的保护观念和方法，尤其是适应性利用和活化利用方式，在遗产科学领域的意义越来越重要。这不仅因为活态遗产将成为遗产增量的重要部分，而且也会使遗产科学成为多学科、跨学科、学科间科学的切入点，成为遗产科学与其他产业结合的切入点，形成一门遗产经济学和遗产产业。

研究三线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应提供三线遗产的价值认知框架和评价标准，三线遗产辨识、登录和建档方法，用于三线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概念，三线遗产的创新性利用方式与相关经营制度。上述内容基本上也适用于我国当代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相当程度上也适用于我国的红色革命遗产。其中一部分（如活态遗产及其原真性概念，适应性利用）也适用于我国文物系统的某些类型（如历史名城、名镇，传统村落）。创新性利用部分，可直接用于我国的旅游业、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

在研究理论和方法方面，应建立不同于国外和中国东部城市为主的工业遗产学，适合中西部地区的三线遗产学体系。在资料和实证方面，应建立全国三线遗产的存量、分布、价值、分类、分级、结构、前景等的大数据，为当代工业遗产学填补这个领域的资料完全空白。同时，通过典型案例，为三线遗产遗址的利用寻找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双赢的最佳路径。

研究对象，主要是1964—1983年三线建设在中西部13省区遗留的大约600处企业事业单位遗址，包括建筑、设施、档案等物质遗产，及相关的史实、工艺、管理、经验、精神文明、社会风貌等非物质遗产。

三线遗产有着以下的特点：（1）自然地理环境。为备战考虑，实行“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选址多在荒山野岭，穷乡僻壤，条件极端困难。（2）三线工程类型。企业多为高科技国防工业，或与之配套的高科技产业和重要的基础工业，翻山越岭的铁路公路干线和其他基础设施，及因上述工程建设的城市和城镇，体现了当时的国防尖端技术突破的历史高度。（3）三线建设的人才和技术力量来自全国，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制度优越性和计划经济下的移民社会特点。（4）在工程施工与企业运中，突出地表现了迎着困难上的创新奋斗精神。（5）建筑遗产两极分化。由于国防需要，生产资料和工程质量、效率达到很高要求，即便几十年过去，当时的生产建筑、设施仍能保持相当完备状态。另一方面，三线遗产中的生活服务建筑（宿舍、商店、学校、医院等）时代特点鲜明（如领袖塑像、语录，军事化管理等等），虽然也有011基地职工俱乐部那样的仿苏建筑，但多数本着“先生产后生活”的历史要求，是简陋甚至“干打垒”方式，灭失严重，亟待保护。

对以上这些表现，仅仅从遗产学的“历史、科学、美学”角度，是很难说清三线遗产的价值的，甚至将其歪曲。只有从政治经济学和制度变化角度，才能统一对三线遗产价值的认识，才能揭示那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管理制度和独立自主发展道路上的成就。

在现存的三线遗产中，既有弃存型的又有现在仍在运行的“活态遗产”，而且大量的是“活态遗产”与静态遗产的混合，即“活态遗产”中有部分静态遗产。三线遗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距离当今现实很近。反映其历史的文献与口述记忆等相当丰富而且完备。因此三线遗产除了可采用“历史纪念物、建筑群、古遗址”的保护观念和方法外，特别关注“活态遗产”的保护概念和方法，这意味着“活态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既具“遗产”的共性，又具有因其活态而出现的特点。在这样的概念基础上产生的保护概念与方法，必然与静态遗产有鲜明区别。

三线遗产的利用，处于与三线保护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活态三线遗产”中应关注在利用中的保护，在静态三线遗产中应关注在保护中的利用。三线遗产的利用，除了传统方式（博物馆、纪念馆、纪念地等）外，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巴拉宪章》提倡的“适应性利用”。区别来说，就是“活化”三线遗产，可以在各种现代新技术支持下，使原来的产能升级，又可移植进一种新的功能。由于三线遗产多为军工企业或国防高科技科研机构，“活化”利用将会极大地丰富三线遗产的利用方式，如国防教育和科普、军体娱乐、“军迷”文化等等，开辟更广阔的新天地。

现在遗产学界已经接受三线遗产概念，开始探讨三线遗产保护的意义，一些地方开始仿效传统保护方法。这些情况并不完全适合三线遗产，亟待建立适合三线遗产特点的保护理论和方法，首先初步建立有三线遗产特色的新的中西部山野工业遗产学科，使遗产科学成为党史、国史、经济史、文物保护等多学科、跨学科、学科间科学的切入点，成为遗产科学与其他产业结合的切入点，形成一门遗产经济学和遗产产业，拓展和丰富中国遗产学乃至世界遗产学的领域和内涵。

六、三线遗产保护利用研究的理论和实用价值

（1）通过对三线遗产的全国性普查和地区、行业抽样调查，进行实证分析，获得全国三线遗产体量、现状、价值、前景的大数据，制成三线遗产保护利用数据库，向全国三线遗产和工业遗产研究者提供，推动这一尚未得到研究的处女地开发。这在研究资料上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学术价值。

（2）在此基础上，以北京、上海、重庆、贵阳等大城市的专家学者为中心，组织三线遗产富矿地区的学者，进行合作研究论证，建立起第一部三线遗产保护利用理论与评估方法的体系。这在三线建设史和工业遗产学上，将是一个开创性的建树，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

（3）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应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制度概念，弥补传统的“历史、科学、美学”价值评价的基础标准的不足，实际是将制度和伦理引入遗产科学，不仅可单独成为一项价值标准，而且还会成为“历史、科学、美学”价值评价的基础，从而使对近现代遗产的价值认识和评价更为真实、准确和深邃，具有普遍意义。

（4）通过对三线遗产的普查和实证研究，积累大批资料和典型案例，建立三线遗产理论和方法学，为贯彻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保护利用工业遗产和红色文化遗址，为国家文物局进一步发布具体方案、文件，提供理论支持和事实依据。

（5）与国家供给侧产业结构改革战略结合，利用三线遗产遗址兴建文化产业园区等第三产业，为钢铁、煤炭、化工、建材、制造等“三去一降一补”三线企业和城市转型，安置多余人员就业，提供理论和样板指导。如重庆建峰工业集团规划利用 816 地下核工程、六盘水市利用地宗煤矿遗址改造为三线煤炭博物园区两个项目，取得成功，总结经验，升华理论，推向全国，将对西部三线地区的供给侧产业转型提供新思路和示范作用。

（6）与国家扶贫攻坚战略相结合，为三线遗产地区提供精准扶贫的新思路和新渠道。目前全国四大贫困地区中，陕西、四川的秦巴山区，四川的大小凉山山区、贵州的乌蒙山区，都曾经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也是三线遗产的富矿地区。从研究解决遗产产权下放政策入手，以地方政府、企业、社会资金三结合的PPP方式，为当地开展遗产旅游等产业提供理论支持和样板借鉴，是一个不需要很多资金即可撬动地方扶贫工程的杠杆。

（7）通过保护、利用三线建设遗产，建立红色文化遗产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弘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建设精神，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抵御腐朽的拜金主义，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念，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是爱国主义的营养剂，是十分鲜活的教科书。如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建立了攀枝花、六盘水、遵义、成都大邑等四个三线遗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经过总结经验和广泛宣传，将产生重要社会影响。

（8）当年从四面八方参加三线建设的创业者，如今已经70岁以上，据估计有上百万人，牵连着近千万人的家庭。他们有的回到了原籍，有的在三线地区安家落户。他们艰苦创业的事迹，亟待薪火相传，三线遗产是再好不过的载体，是现身说法的纪念碑。习近平同志最近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不要忘记乡愁。三线地区就是这些老职工的第二故乡和乡愁。通过保护、利用三线建设遗产，能够使这些老职工、老军人得到精神的鼓舞和慰藉，使年轻人安心在西部创业，起到弘扬正气、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

习近平同志最近在视察中指出：要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这是对我们历史研究者、文物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提出的重要任务。任重而道远，三线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研究，方兴未艾，大有可为！